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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與王淦昌的湄潭歲月
  發布日期:2014/10/23 16:16:33 點擊次數: 作者: 來源:

 

浙大與王淦昌的湄潭歲月

 

胡英明

 

那是一抹依偎著苦澀的芳醇,纏綿在歷史的舌尖,再也不能拭去。

我說的是歲月——是1940年初至1946年秋,浙江大學為躲避抗戰烽火,西遷遵義、湄潭辦學的七個春秋;是中國核物理學家、兩彈一星元勛、九三學社中央名譽主席、中科院院士王淦昌青年時期在湄水之濱“求是”的那兩千多個日夜。

日寇入侵,烽火連天。華東、華南大地已放不下一張平穩的書桌——浙大一遷浙西,二遷贛南,三遷桂北,顛沛流亡中幸有黔北小城的熱情接納,才延續了浙大116年歷史,培育了五十名院士,成就了今日的四大名校之一。

偏遠封閉的湄潭,也為王淦昌提供了安心教學和思考的空間。在那里,他取得享譽世界的科研成果,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了九篇具有重大影響的論文,其中就有他早期最著名的學術成果《關于探測中微子的建議》。

湄潭數年成為王淦昌后來十分懷念的歲月,他在寫給“浙江大學西遷歷史陳列館”成立典禮的賀信中深情回憶:“四十年代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湄潭度過的,那時我剛到而立之年,是人生最有活力的時光。加之湄潭山清水秀,風景宜人,我的創造力比較突出,思想特別活躍,在國內外物理雜志上發表了近十篇論文,比其他任何時候都多。就我個人來講,是個奇跡”。

是湄江粼粼柔波的撫慰,啟迪了王淦昌的思緒,還是茶鄉烹煮的佳茗潤澤了他的靈感?“多點子教授”的美稱就是當年浙大師生們對他格外活躍的思想以及豐富想象力的贊美。

如今,我慕名而來,已是七十余年后的清明時節。茶鄉依然盛情,正是美景如畫:湄水清波挽兩岸垂柳,籠霧含煙;茶園碧浪承杏花新雨,遠山疊翠。鮮嫩的節氣里小城宛如十七八歲的巧手茶姑,清新恬淡,明眸善睞,顧盼間揮灑著醉人的雅韻茶香。

我尋訪先賢故情舊事,求取大師遺下的學人精神、君子風骨,“求是”真髓。哪怕僅僅拾取一支半截、一星半點,與我也是幸運、也會受用無窮。

當年的文廟,如今的 “浙大西遷歷史陳列館”,剛剛維修一新。雖然簇新的外觀盡失其四百年妝容風華,但館內的歷史照片、資料文物還是令我心弦鏗然有聲:我無法想象,那由上千師生員工、兩千多箱圖書儀器、若干教學與生活用品組成的流亡之師,是克服了怎樣的艱難險阻,輾轉南方六省,才分期分批地來到黔北山區。我能夠想象的是,這一支被后人稱為“西征的文軍”,其開拔處是東部的著名茶城杭州,駐足處是西部的著名茶鄉湄潭。前者是“人間天堂”的三吳都會,后者是有“小江南”之稱的黔北縣城。許是一個元氣淋漓的“茶”字相邀,才汗濕了五千里路云月,潤澤了七個難忘的湄城春秋。

到底是浙大有緣,還是湄潭有幸?

據史料記載,1941年夏,王淦昌一家隨浙大理學院、農學院、師范學院的理科系遷往湄潭。熱情的湄潭人主動把文廟、財神廟、雙修寺、禹王宮、梵天宮和賀家、周家祠堂以及270間房屋租借給浙大師生使用,還在城外辟地200余畝作為浙大農場,并建起了子弟小學,將原有的湄潭中學擴建為浙大附中。物理系的實驗樓就蓋在西門外湄江對岸的雙修寺里。

湄潭的教學條件可謂是浙大遷校以來最好的一處了。當時理、農學院各系的主任都是年富力強的科學家,也都有不少像王淦昌那樣視野開闊的青年教授,教師和高年級學生都發奮工作和學習,寒暑假也不休息,因此研究成果層出不窮。

踏進文廟大成殿,尚未完成的布展陳列使得四壁顯得有些空寂。環顧左右,遙想當年,群賢畢集。70年前那場盛會,師生們答疑激辯之聲似乎仍朗朗悅耳,一群衣衫雖簡樸、神采卻飛揚的教授宣讀論文、探討前沿科學之情形似乎扔歷歷在目。有史為證:1944年第十二屆中國物理學會貴州分會年會與中國科學社年會就在大成殿聯合舉行。此次年會盛況空前,浙大理、農學院各系都有參加,共收到論文80余篇,宣讀30余篇。其中生物系談家禎教授對亞洲瓢蟲染色體和羅宗洛教授及其學生對微量元素、秋水仙素與植物的影響等的研究,還有束星北教授的《加速系統的相對論轉換公式》和王淦昌的《中子的放射性》等論文都是當時的科學前沿問題。會議充分體現科學和民主,由作者宣讀論文,師生自由提問,現場答辯。畢丹耀教授在講演《生物物理學的近來進展》時,就引起王淦昌等熱烈討論了近三個小時才結束。對此,前來考察和進行學術交流的著名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博士驚嘆不已,認為在極為艱苦的戰爭環境下,位于窮鄉僻壤的湄潭不僅學術氛圍如此濃厚,甚至還做著和世界科學前沿齊驅并駕的工作實為難得。他在演講中由衷盛贊浙大是“東方的劍橋”。次年,又在英國《自然周刊》發表文章,稱浙大是“中國最好的四大學之一”,“湄潭是浙大科學活動的中心。在那里不僅有世界第一流的氣象學家和地理學家竺可楨教授,有世界第一流的數學家陳建功、蘇步青教授,還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學家王淦昌、盧鶴紱教授。他們是中國科學事業的希望。”

小城湄潭也因浙大師生的到來,風氣漸開,變成了一座大學城。王淦昌一家7口就租住在南門外兩間臨街的店面房,雖擁擠也勉強安頓下來。那時的王淦昌體弱多病,身患肺結核,為了給他補充營養,夫人吳月琴就喂養了母雞和一只奶羊,由孩子們輪流割草喂養。王淦昌看到雙修寺所在山上的草比較多,為了減輕妻子的勞動,每次去那里查資料做實驗時就順便帶羊去放牧。70年前的小城街頭,時常會看見一位牽羊的教授獨自走過老街,穿過集市和人群。熙熙攘攘的鬧市紅塵中,他一襲舊裳,清影默默,沉浸在自己的微觀世界里,頭腦中思考的是世界物理學界最前沿的中微子問題。

中微子是當時最具挑戰性的物理學界難題,被稱為宇宙隱身人,那時誰也沒有見到過中微子,人們甚至說中微子是永遠測不到的,捕捉中微子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然而王淦昌卻在沒有電、沒有試驗儀器,僅僅依靠紙和筆在腦子里設計推演的情況下,穿過桐油燈微弱的光亮,窺見到中微子那稍縱即逝的身影。194110月他將學術論文《關于探測中微子的建議》寄到美國《物理學報》,不到幾個月,美國學者阿倫教授按照他的建議做了Be7K電子實驗,獲得巨大成功,被國際物理學界稱為1942年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實驗也被命名為“王淦昌·阿倫實驗”。后來美國科學家奧本·海默教授,根據這個成功的實驗制造出了美國第一顆原子彈。

王淦昌始終以極大的興趣注視著科學前沿的發展。在尋找新粒子的研究過程中,由于沒有加速器,連交流電也沒有,只能通過對宇宙線進行觀測。1943年,他提出了《關于宇宙線粒子的一種新實驗方法》,建議用一種膠質塊,通過化學反應來記錄粒子徑跡。他的建議同后來英國物理學家鮑威爾的工作十分相似,鮑威爾發展了乳膠技術,并用此法發現了π 介子,因而獲得了1950年度的諾貝爾獎。

物質條件的匱乏和局限,使王淦昌的科學研究深藏著遺憾,但卻絲毫不能阻擋他追求科學的信心和信念。“多點子教授”總是想盡辦法在惡劣的物質條件下,保持教學不綴、實驗不荒,科研不廢。理化實驗缺乏酒精、燒杯,那就以木炭、茶杯替代;沒有高真空系統循環水流,那就設法將水桶放在高高的木凳上,利用落差提供水流;沒有電源,廢舊汽車的發動機可以利用、、、、、、上個世紀40年代初,他經過反復試驗制成的磷光硫化鋅還為國家填補了一項空白。1945年—1946年,王淦昌指導忻賢杰進行磷光體機械效應的研究,沒有激勵光源,就用太陽光作激勵光源,他們冒著烈日,在棉被掩捂下進行實驗,并于1947年聯名發表了《用機械方法產生磷光》的論文。

王淦昌的“多點子”,不僅體現在科研、實驗上,還常常表現在教學中。他的課條理清晰,引人入勝,學生反映聽課像聽故事一樣精彩,極容易懂也便于記憶。他輔導學生課業時循循善誘,注重培養學生對科研的興趣和愛好。在他的啟發教育下,學生們感到每天都有新的體會,一步一步地走進了核物理世界,學習的熱情越來越高,對物理的興趣越來越濃。課堂上,王淦昌經常插入提問或以討論的形式來提高同學們的學習興趣,并從提問中發現問題、糾正思路。他對學生的疑問,總是和顏悅色的回答,所以學生敢于提問,聽得有味,學習效果顯著。當年他指導過的學生不僅有物理專業,還有化學、數學等其他專業,有許多后來都成為大家,如葉篤正院士、程開甲院士等,甚至還有諾獎得主如李政道博士。多年后他們對當年師從王淦昌的那段學習經歷仍記憶猶新。李政道在祝賀王淦昌八十歲壽辰時寫道:“這種早期的接觸給了我深刻的印象,直到現在我還能記得我們曾有過的討論,以及他們使我激起的對物理的熱情。”

在湄潭,王淦昌是系里教課任務最重的一位老師,由于師資力量緊缺,他除了教熱學和近代物理外,還應胡剛復院長的請求為化學系三年級學生開設了物理化學課,學生們聽說王老師授課高興地奔走相告。化工系二年級的學生當年也在湄潭,他們也硬擠進來聽王老師的課,教室容納不下,學生們就站在窗外聽,后來擔任華東化工學院院長的朱正華,當年就是站在教室外聽完物理化學課程的。受王淦昌講授物理化學課的影響,還有不少化學系的同學如楊浩芳、蔣泰龍、朱秀昌、丁儆等都選擇了物理系課程。

浙大物理系在王淦昌等老師們的努力下,辦得有聲有色,碩果累累,從1942年—1945年,僅在中國物理學會年會上宣讀的論文就有50多篇。1946年,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在全國九大城市舉行公費留學生公開考試,物理學科取六名,天文學科取兩名,考試結果,浙大物理系的助教和應屆畢業生錄取三名,教育質量之高可見一斑。

這期間,浙大其他教授和專業研究也有不菲的成績,如蘇步青的微分幾何研究就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人稱“東方第一幾何學家”,他所創立的幾何學派,與當時美國、意大利學派形成鼎足之勢;談家禎不僅發表了多篇生物遺傳學方面的論文,還在舊祠堂里帶出了兩個學有所成的研究生。此外,像貝時璋、束星北、陳建功、盧鶴紱、胡剛復、羅宗洛、錢寶琮、王季梁、江希明等教授,在各自領域內的研究也都達到了很高水平。即便是校務纏身的竺可楨校長也在1944年完成了他的傳世之作《二十八宿起源之時代與地點》。為國際天文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表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國。據統計,40年代在湄潭任教的30余位浙大教授中,留學歐美及日本,獲得過博士、碩士學位的就有23位,發表論文數以百計。除理論研究外,農學院在興建農林茶場、規劃設計湄潭新八景、推廣優良蔬菜水果品種、防治病蟲害、改良茶葉土壤和提高制茶工藝等方面,也取得了明顯實績。

這些成果并不是在設備先進的實驗室、環境舒適的高樓大廈里取得的,而是在陋室里、破廟中、甚至烈日下求知、求是的結果。師生們常常是點著柏油燈、踩著泥地、坐在木條長凳上放眼世界,探討科學前沿問題,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認識,這就是“在科學領域中只有不怕困難,踏踏實實地去探索,才能走在科學的前沿;為祖國的未來貢獻力量,才是最美好的事業”。冒百死,排萬難,以求真知!這就是浙大“求是”的精神!

“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誠然,大學光有好的硬件是遠遠不夠的,優秀的人才團隊、深厚的文化底蘊、高尚的精神品質才是大學之為“大學”的關鍵。一所缺少精神高地和文化底蘊的大學,即使硬件再好再強,也會失魂落魄!

一所真正意義的大學影響是深遠的,它的存在可以改變一個人、一個地域、甚至一個世界。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湄潭給予浙大師生無限慰籍的是溫厚純樸的熱情和安定寧靜的空間,浙大卻把“求是”的精髓深深根植在湄潭的土地上,安放在湄潭人的心靈中。今天,歷經400年風雨的文廟修葺一新,老街亦被繁華替代,無蹤可尋。歷史的車輪碾過歲月,小城湄潭還有“求是路”、“求是中學”烙刻著歷史的印記,昭示著、傳承著浙大不朽的精神。它同時也在啟示我們思考,今天的大學在新的起點上該怎樣書寫新的歷史、創造新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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